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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兴职业也需规范化

   “买衣服有人陪逛街,选衣服有人管搭配。找陪购很方便,不就是几百块钱的事儿嘛。”近年来,出现了一个新的服务群体——陪购师,他们年龄大多在30岁左右,以“陪人逛街”为职业。

 
  不论是品水师,还是网络主播,抑或陪购师,每一种新兴职业的出现,都是市场需求发酵的结果。陪购师将技术活和体力活合二为一,既为雇主提供周到细致的购物引导和信息服务,也承担陪雇主聊天、帮忙拎东西等附加服务,看似光鲜亮丽,实则甘苦自知,并没有想象的那样“玩着玩着就把钱挣了”。
 
  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在《社会分工论》一书中指出,传统社会依靠成员们高度的一致性、共同的归属感来维系,是“机械团结”的社会;现代社会成员间的差异日益增加,却通过分工合作相互连接在一起,构成了“有机团结”的社会。随着社会分工的精细化和专业化,一些前所未有、闻所未闻的职业不断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。
 
  作为一种“分享经济”,陪购师用自己的消费知识、经验和劳动、技能,为他人提供社会支持,这样的“花钱买服务”,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价值认同。对于陪购师来说,这个职业不仅能够得到外在性的现金酬劳,也会得到内在性的报酬,即通过陪逛扩大了社会交往,赢得了雇主的尊重和信任,从中发现了生活的乐趣、实现了自我价值等。
 
  与社会分工的精细化相比,陪购师的规范化却明显滞后了。作为一种新兴职业,陪购师还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。从角色权利上看,“陪逛协议”的缺失,很容易引发消费纠纷;从角色义务上讲,陪购师的工作目标没有明晰界定,工作绩效很难衡量;从角色规范上说,由于缺乏“准入”及“退出”机制,陪购师鱼龙混杂、良莠不齐,有可能会影响顾客的财产安全,甚至造成隐私泄露。
 
  对于有着“选择性综合征”的女士和“逛街恐惧症”的男士以及路形不熟的外地人来说,陪购师都无疑是一个好消息。只不过,当他们在享受陪购师带来的便利的同时,也需要未雨绸缪,与陪逛员签订隐私安全、财产安全等相关协议,以保护自身作为消费者的合法权益。
 
  面对陪购师这一新生事物,一味的“捧杀”和“棒杀”都是不足取的。作为社会分工精细化的产物,陪购师如何实现规范化,使得人们享受其在促进社会就业、便民利民等正外部性的同时,规避其在财产安全、隐私风险上的负外部性,才是我们应有的理性态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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