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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广袤大地追寻精神原乡

   我们的电影,或者更多文艺作品,唯有召唤出属于这块土地的精灵,才能找到自己的肌理与脉络,获得属于自己的气质与风格。

 
  高中时,家里楼下是个生猪屠宰场,作业者多是来自大山中的苗民,安静的白天,他们会围坐在一起,吟唱家乡的歌谣。现在,屠宰场早已拆除,取而代之的六车道公路上,车辆呼啸而过。但有时却会觉得,当年听到的那些忧伤曲调,可能才是这片土地隐没的心曲。
 
  想起这个,是因为这段时间上映的两部有些小众的电影——《路边野餐》和《长江图》。这两部被归类为“文艺片”的电影,虽然风格、主题都不尽相同,却有着内在的相似之处。它们诉说的,都是发生在平凡山川中的故事;它们探听的,都是一个地方、一条河流之上,人们特殊的文化想象与生命体验。
 
  这不一定是我们熟悉的中国。《路边野餐》中,黔东南青绿的山水之间,医生陈升迷失于过去与现在、此处与彼处、自我与他者之间,英文片名《Kaili Blues》直译就是“凯里蓝调”;《长江图》以颗粒感十足的胶片摄影,晕染出江水茫茫的水墨意境,江上行舟的男人与江边溯流的女子负载着大江的爱恨。着眼于人的精神与环境的互动,在土地与河流之上描绘人类心灵的图景,可以说,“地域”才是这两部片真正的主角。
 
  其实,世界影坛很多成功的电影人,都是站立在自己的土地之上。塔尔科夫斯基离不开辽阔厚重的俄罗斯大地,安哲罗普洛斯永远凝视着水雾氤氲的希腊半岛;阿彼察邦和索拉纳斯,一个沉醉于表现泰国充满迷幻色彩的丛林,一个致力于描绘南美充满魔幻色彩的城镇。而回溯中国电影史,从早期讲述衰败小城隐忍情感的《小城之春》,到上世纪第五代导演的《红高粱》《黄土地》,也都将镜头对准了土地和人们。
 
  无论评价如何,这两部电影的出现,都让人看到,除了车水马龙的都市、香腮云鬓的明星、潇洒飘逸的武术,这片土地、这种文化、这些人们,还有更加多样的生存方式、生活状态与精神世界,值得去守望、去发现、去描摹。中国那么大,山川河流、城镇乡村,都驻守着自己的精灵。在大西南的城镇市集上听过苗族人的歌谣,在长江边看过岸边淤泥里干渴而死的鱼,在沂蒙山区蜿蜒的山路上闻过苹果成熟的气息,就更能够理解一片土地,以及这片土地上所有的生老病死、歌哭诗行。
 
  那些靠琳琅满目的时装、靠精致细腻的明星、靠奇幻瑰丽的特效堆砌而成的大片,自然有其存在的商业价值。但是,再多的符号也终究掩饰不住内里的贫乏,“空口袋立不起来”。我们都说“文化”,但文化是什么?文化不过是理解人生、观察世界、孕育情感的方式而已。文化来自于哪儿?从时间层面看,来自于历史;从空间层面看,来自于土地。而时空的交汇处,站立的是人。生长于文化的电影,或可更多思考何所从来的问题,在广袤的大地追寻精神的原乡。
 
  我们的电影,或者更多文艺作品,唯有召唤出属于这块土地的精灵,才能找到自己的肌理与脉络,获得属于自己的气质与风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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